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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主辦的2022中國平臺經濟ESG趨勢與實踐研討會上，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新經濟智庫首席研究員朱克力回顧了“參與者生態”的誕生過程，并表示，“參與者生態”是數字化發展中，各參與方共建共治共享的利益共同體。但目前還處于一個初級階段，從認知到實踐都存在多方面的挑戰。
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新經濟智庫首席研究員朱克力博士
“在此過程中，尤其應更大程度發揮數字科技力量作為‘戰略母產業’的積極作用，促進制度和技術的有效協同。”朱克力提議稱。
他還表示，數字經濟是手段，綠色發展是目的，不能為了數字化而數字化。關鍵是咬定青山、錨定綠色，以“雙碳”目標為導向，引導數字經濟始終行駛在綠色發展的軌道上，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和主引擎。
從“所有者主導型經濟”轉向“參與者生態型經濟”
“從CSR到ESG，在上千年的商業史和經濟史上無疑是新事物。”研討會上，朱克力回顧了“參與者生態”理念的誕生背景。
在“參與者生態”理念出現之前，商業還是典型的所有者經濟，所有者也就是股東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朱克力表示，商業底座脫胎于傳統工業社會，社會治理結構主要承襲于19世紀，在社會治理結構中，包括由居民、個人和企業組成的私人領域，和基本由政府處理相關事務的公共領域，二者涇渭分明。
然而，隨著公共領域的問題越發復雜，進入現代社會后，處理社會關系和社會問題需要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和越來越高的成本。進入20世紀后，非營利的社會組織快速發展，解決了不少公共領域的問題。
局限性依然存在。所以，營利性的企業也開始做起了公益，通過倡導“商業向善”，千千萬萬商業性的企業站起來承擔社會責任，向善的力量擴大了千百倍。
朱克力提到，由營利性企業做公益的做法，是上世紀90年代在英國等地開始出現的，一開始并沒有取得社會共識。因為當時公司治理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不少大公司的高層經理人員，即所謂“內部人”，他們脫離了股東“控制”，進而追求自身利益。
所以，當時在世界范圍內興起了“公司治理革命”，要點就是解決內部人控制失控的問題，強化所有者也就是股東對公司的最終控制。
轉折點發生在1995年，美國經濟學家瑪格麗特·布萊爾指出，強調所有者對于公司的監督與控制是不夠的。她提出，承擔公司風險的不只是股東，還有包括員工、社區的居民、供應商、銷售商等其他利益相關者。所以，公司不但要對股東負責，還應該對其他利益相關者乃至整個社會負責。
“可以說，這是促使基于傳統工業時代的所有者主導型經濟發生轉變的一次重要倡導。”朱克力認為，在ESG實踐中，平臺經濟提出要構建“參與者生態”，實際上是“利益相關者經濟”更為積極的一種表達，“因為這里強調的是“生態”，所以可以稱之為從‘所有者主導型經濟’邁向‘參與者生態型經濟’的動員和實踐。”
成為“有數企業”的生態構建者
那么，怎么去構建一個“參與者生態”呢？數字平臺又應該如何進行有效探索？
對此，朱克力表示，內外環境對數字平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建議，數字平臺要成為“有數企業”的生態構建者。
他解釋稱，面向數字時代，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和創新力量，應當主動融入或積極助推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及綠色發展為特征的數字經濟浪潮，對于政策要求、社會訴求、市場需求、企業邊界、內外風險等“企之大者”心中有數。
他還表示，各類市場主體應爭相成為“有數企業”生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企業、市場和政府的理想狀態是，“有數企業”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共同引導和支持下健康發展并持續進化。
朱克力認為，構建“參與者生態”，是建設現代化市場體系過程的微觀表達。
他表示，在“有效市場”層面，重在激發平臺企業和參與者生態中不同市場主體的活力；在“有為政府”層面，需要加強現代治理制度建設。“有數企業”則要通過二者的有機結合，可圍繞產業鏈，在政策引領下進行機制建設、平臺打造，推動形成協同、高效、融合、順暢的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生態。
“一方面，鼓勵引導龍頭企業，對中小企業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開放技術、市場、標準、人才等創新資源；另一方面，引導大企業通過生態構建、基地培育、內部孵化、賦能帶動、數據聯通等方式，打造一批大中小企業共享創新的典型融通模式。”他提出建議表示。
朱克力認為，數字化是一種關鍵手段，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帶來產業端效率的提升，“自動化的方式管理可以實時地優化生產和經營，與投入大量資本進行技術改造的方式相比，這種效率提升將帶來成本的顯著降低，以及溫室氣體的減排。”
此外，數字化也可能會帶來新的合作模式。平臺的合作主要是借助數字化技術優勢，用電設備轉換為儲能設施，增加能源消耗的靈活度。這包括虛擬電廠在工業領域的探索，在產業園區里打造智慧化微電網，與電網形成交互，靈活根據負荷承載量調節電的使用。這主要是出于應對可再生能源帶來的不穩定性的考慮，也是迎接未來可再生能源比例大幅提升的積極的科學應對。
不過，他也提到，數字化技術一方面可以為碳排放提供可測算、可規劃的量化參數標準，為碳中和技術應用推廣做好預判，有效減少很多領域不必要的碳排放，但另一方面，數據中心等數字化新基建也帶來巨大的電力和算力能耗，又成了碳排放的重要
發揮數字科技力量作為“戰略母產業”的積極作用
事實上，“參與者生態”的效應不至于數字平臺。其他行業也提出了“價值鏈減排”“整體零排放”等理念和模式，與阿里所貫徹的“參與者生態”有異曲同工之處。
朱克力提到，一汽將所有整車及零部件企業進行“雙碳”治理技術推廣，逐步完善綠色低碳制造標準體系建設。一汽旗下的蔚山工廠、長青工廠、繁榮工廠、動力總成工廠、新能源動力總成工廠等，將統一建設碳排放數智化管控系統，同一平臺同一標準，支撐制造過程碳排放管控的數據需求。
此外，百勝中國也提出，未來基于技術發展和試點經驗積累，將持續評估在運營場所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如逐步在合適且具備條件的餐廳、物流中心及辦公樓宇開展屋頂光伏的部署。
雖說多個行業都在向”參與者生態”及其相似的理念邁進，朱克力還是提到，參與者生態目前還處于一個初級階段，從認知到實踐都存在多方面的挑戰。
他認為，在此過程中，尤其應更大程度發揮數字科技力量作為“戰略母產業”的積極作用，促進制度和技術的有效協同。
所謂戰略母產業，是指以數字產業為基礎，對第一二三產業以及經濟發展各領域具有第一生產力意義，具有科技賦能、產業基石、經濟底座、基礎設施等意義上的創新驅動作用，能夠從創新與效率、發展與變革角度，持續催化新科技、孕育新業態、締造新格局的母科技產業集群。
在此大方向下，朱克力建議，在政策層面為“新IT”數字科技力量明確定位，強化其產業功能，賦予其戰略使命，使之提升為數字時代的“戰略母產業”，成為構筑經濟增長新動能和國家競爭新優勢的重要支撐。
為此，他認為，首先要鼓勵發展互利共贏的數字生態，遵循科技向善、共享創新等平臺經濟理念，政府對平臺的監管應走向常態化、法治化。
其次要提升數字生態的賦能力和創新力，建立基于平臺生態實現技術創新的機制，發展關鍵核心技術。
同時，也要完善數字生態價值貢獻的評價體系，尤其要辯證看待數實融合過程中的競爭與創新關系。
“數字生態作為‘戰略母產業’，應充分發揮其在基礎設施、服務供給、創新能力、社會福利、可持續發展方面不可替代的功能和價值。”朱克力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