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示的草案顯示，到2035年鄭州常住人口將達到1800萬，同時，考慮人口流動性和發展不確定性，公共服務設施和基礎設施配置預留20%的服務人口彈性。

　　這也意味著，屆時這座河南省會的常住人口將逼近深圳，服務人口更有望達到2160萬人。

　　而作為“中部第一城”的武漢，同樣不甘落后。根據草案公示，到2035年武漢可容納常住人口1660萬人，并按照2000萬人的服務人口配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

　　放眼整個中部地區，包括鄭州、武漢、長沙、合肥4座強省會紛紛對下一個階段提出更高發展目標——人口規模是一個直觀結果，背后其實需要有更高水平的空間資源配置支撐。如何統籌生產、生活、生態空間，讓千萬人口的每個個體感受到“宜居”，做起來并非易事。

　　面向2035，“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會是什么樣的？我們或許可以從這些城市的藍圖中找尋答案。

　　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區域集中，是客觀規律。

　　過去十年間，武漢、長沙、鄭州、合肥從“小”變“大”，不僅成功跨越了GDP萬億臺階，也迎來了人口規模的激增。截至目前，僅有合肥還處在“900萬+”梯隊，其余3城均已躋身“千萬人口俱樂部”。

　　邁向2025、展望2035，更高的人口集聚度是這4座強省會城市的共同目標。

　　根據各地公示的國土空間總體規劃草案，到2035年，鄭州常住人口將達到1800萬人，武漢預計容納1660萬人，長沙、合肥也將分別達到1500萬人、1300萬人。同時，按服務人口測算，鄭州、武漢的人口規模有望超過2000萬人，長沙也將達到1900萬人。

　　上述預測數據，顯露了鄭州的勃勃雄心——無論人口規模預測值還是增量空間，鄭州都高居第一。到2035年，其常住人口和服務人口規模將領先武漢超過100萬人，坐穩“中部人口第一城”。

　　一個背景是，2020年，鄭州曾憑借“七普”常住人口的微弱優勢，超過武漢首次登頂。但一年后，武漢就以全國第一的人口增量實現反超，重回中部第一。2021年，鄭州常住人口比武漢少了90萬。

　　跳出中部來看，與現有人口規模相當甚至更高的城市相比，鄭州的目標值同樣處于“高位”水平。

　　比如，廣深2021年常住人口分別為1881萬人、1768萬人，領先鄭州五六百萬人，對應兩地國土空間總體規劃提出的目標，2035年常住人口規模為2000萬人、1900萬人。而目前與鄭州同處在“1200萬+”人口梯隊的杭州，2035年預測人口規模為1500萬人。

　　目標緊追吸引力強勁的沿海城市，鄭州的底氣在哪里？

　　事實上，背靠全國戶籍人口第一大省、常住人口第三大省，鄭州作為河南省會擁有明顯的“腹地”優勢。

　　河南省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鄭州吸納省內其他城市流出人口達368萬人，占全省的58.1%。鄭州也是全省唯一一個人口凈流入的省轄市，凈流入人口354萬人，占其常住人口的28.1%。

　　這一年，河南仍有多達1483萬的凈流出人口，留住更多河南人，對鄭州和河南來說，都非常重要。

　　目前，鄭州的人口首位度在中部六省會中處于墊底水平，在“強省會”戰略加持下，具備較大增長空間。

　　有意思的是，草案做了一個關于當地市民眼中鄭州當前競爭力的調查，結果顯示，“交通發達便利”占比最高，“距離老家近”排在第四，好于生活成本、醫療水平、文化魅力。

　　

　　強省會們還在繼續集聚人口，但在國土空間“三條紅線”的嚴格要求下，已然不能再走“攤大餅”式的擴張老路。

　　如何在市域面積不增加的情況下“安放”2000萬人？

　　帶著“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期許，城市發展方式優化調整勢在必行，尤其是作為特大城市的武漢、鄭州、長沙，也已走到“瘦身健體”的關口。

　　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此前在受訪時向城叔表示，從發展形態上看，現在比較推崇大城市市域范圍內的相對分散發展。

　　“比如北京建城市副中心、上海建5個新城，都是從市域空間格局上進行調整，讓整個城市有更大的容量，人口可以更加合理的分布。”他指出，中心城區的規模控制住了，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和造成的“城市病”可能會減弱一點。

　　從各地公示的國土空間總體規劃來看，集約發展的意圖很明顯，“組團式”空間格局很清晰。在市域范圍內，中心城區依然是核心，關鍵在“做優”，同時也會有次級副中心承接區域性功能，從而形成多中心、網絡化結構。

　　比如武漢，未來將形成“一主、四副、多點”的國土空間開發格局。一方面，利用長江、漢水的自然分隔，加強“三鎮三城”差異化發展和一體化融合。同時，將重點保障四大產業基地、光谷科創大走廊、長江新區、航空港經濟綜合試驗區、車谷產業創新大走廊等省市重大戰略的空間需求。

　　

　　長沙的“核”還是主城區，同時形成瀏陽城區和寧鄉城區兩個副中心，另有星沙松雅湖組團、空鐵組團等十個組團。

　　鄭州的市域城鎮體系從上一版城市總規的“一主一城三區四組團”，調整為“一主一副、三城三組團”。航空港區的副中心位置進一步明確。

　　

　　合肥則明確提出要將中心城區建設為近千萬人口的特大城市——截至2020年，合肥城區人口僅為377.76萬人，在最新公布的“百座大城市榜單”中被認定為“Ⅰ型大城市”。同時還要把巢湖城區、廬江縣城、長豐縣城建設成為輻射皖江、帶動皖北的“橋頭堡”。

　　值得注意的是，4份市級國土空間總體規劃都呈現了一種“區域視角”，都市圈協同被放到了更突出位置。有評論指出，保證規劃的一致性，能讓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流動更順暢。

　　這也是“多規合一”后各地首次發布的未來藍圖。

　　過去，各級各類空間規劃在支撐城鎮化快速發展、促進國土空間合理利用和有效保護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規劃類型過多、內容重疊沖突，審批流程復雜、周期過長，地方規劃朝令夕改等問題。

　　2019年，印發，明確將主體功能區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城鄉規劃等空間規劃融合為統一的國土空間規劃，實現“多規合一”。

　　從規劃層級和內容類型看，國土空間規劃分為“五級三類”。

　　“五級”對應行政管理體系，其中國家級規劃側重戰略性，省級規劃側重協調性，市縣級和鄉鎮級規劃側重實施性。

　　“三類”指規劃類型，分為總體規劃、詳細規劃、相關專項規劃。其中總體規劃強調規劃的綜合性，是對一定區域，如行政區全域范圍涉及的國土空間保護、開發、利用、修復做全局性的安排。

　　市級國土空間總體規劃作為“五級三類”規劃體系中重要一級，處于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發揮著戰略性、約束性和傳導性的重要作用。

　　作為城市發展的基礎，產業也是國土空間規劃的重要出發點、支撐點和著力點。對中部4城來說，不可能只集聚人口，而不集聚產業，經濟與人口從來都是聯動的。

　　其中，武漢將布局以“兩江四岸”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功能區片，國家存儲器基地、國家航天產業基地、國家新能源和智能網聯汽車基地、國家網絡安全人才與創新基地和大健康產業基地等先進制造業功能區片；同時，布局東湖科學城、光谷科學島、長江大學城等重點大學城科教功能區片和產業創新功能區片。

　　鄭州將強化電子信息、汽車、新材料等戰略性產業引領發展，引導現代食品制造、品牌服裝及現代家居、裝備制造、鋁及鋁精深加工等傳統優勢產業轉型發展，促進生物醫藥、機器人及智能制造裝備、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跨越發展。

　　長沙在布局五大產業板塊的同時，打造岳麓山大學科技城，創新麓谷、中國V谷、湘江智谷、種業硅谷等創新平臺。

　　合肥近期的重點在建設合肥濱湖科學城，遠期則希望依托濱湖科學城，深度融入G60科技創新走廊與滬寧合產業創新走廊，共建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漢、鄭州以“國家中心城市”定義自己時，長沙、合肥也把“國中”寫到了目標愿景上。隨著規劃一步步落到實處，中部地區將釋放多大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