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強代表國務院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提出，2025年將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強調要發揮好貨幣政策工具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適時降準降息，保持流動性充裕，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
在當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下，2025年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將如何助力中國經濟實現穩增長目標？2025年全國兩會召開之際，圍繞相關議題，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接受了王永利曾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執行董事，同時還是Swift首任來自中國內地的董事。
除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王永利也擁有深厚的理論造詣，對貨幣金融、外匯市場、數字貨幣與區塊鏈等領域均有深入研究，最新著作提出了很多具有首創性和顛覆性的新觀點、新論斷、新探索。
回顧2024年，貨幣政策已經在多方面發力，兩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共1個百分點，兩次下調央行政策利率共0.3個百分點，力度都是近年最大的。
與此同時，央行推出了一系列結構性政策，比如設立5000億元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3000億元保障性住房再貸款；創設證券、基金、保險公司互換便利和股票回購增持再貸款，首期額度分別為5000億元和3000億元等，表明貨幣政策已在堅持支持性立場。此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也在發力控制房地產市場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及中小金融機構風險等。
2024年，我國實現了5%的GDP預期增長目標，但也要看到投資、消費仍面臨較大壓力。今年出口又面臨更加復雜的國際環境，美國加征關稅等帶來新挑戰。因此，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需要的，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些壓力，更好助力中國實現穩增長的目標。
2025年1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達7.06萬億元 數據從2025年1月份金融數據來看，出現了一些積極跡象。2025年1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達7.06萬億元，同比多增5833億元，其中，人民幣貸款增量5.22萬億元創歷史新高，同比多增3793億元，此外，住戶貸款和企業單位貸款均有增加。但綜合考慮到1月春節和地方債提前發行等因素，后續需密切關注各項經濟數據變化，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影響因素，以便準確把握經濟發展趨勢，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提供有力依據。
從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看，目前我國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為6.6%左右，相比其他主要經濟體以及我國歷史最低水平5%而言，還有調整余地。在利率方面，盡管去年已經兩次降息，但距離零利率仍有較大距離。同時，結構性貨幣政策仍有施展余地，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為科技創新、新興產業發展提供更多資金，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助力傳統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
近年來我國平均存款準備金率呈現趨勢性下降，當前為6.6%左右 數據其他具體工具啟用時機則是由央行依據物價水平、金融市場波動等監測指標靈活把握。央行對檢測指標有明確的預期目標，涵蓋利率走廊、匯率區間、物價水平變化幅度等，并有超預期變化應對預案。如果在預期范圍內波動，不會頻繁出臺調控政策；一旦超出預期，便會采取相應措施以維護經濟運行穩定。
盡管特朗普政府施壓降息，但美聯儲的獨立性使其必須優先錨定2%的一般通脹目標，所以目前市場普遍預計美聯儲降息要推遲到今年下半年以后。而美元作為全球的中心貨幣，其貨幣政策調整對參與到國際體系的國家包括中國具有重大的影響，美聯儲降息預期的扭轉以及不確定性的增大，成為各國制定宏觀政策時重要的不確定因素。
多年來，我國一直堅持穩中求進總原則，不盲目進行大調整，貨幣政策總體穩定，人民幣匯率也較穩定。2024年在美元強勢升值背景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維持在7.0至7.3區間內，2024年末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全年升值4.2%，匯率年化波動率為3.04%，較2023年下降1.86個百分點，展現較強韌性。
如圖所示，2024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走勢總體保持平穩 數據對我國而言，未來面對不確定因素增多，更需要冷靜觀察、仔細分析，進而更精準地調整貨幣政策，穩定人民幣匯率。
從科技創新的金融支持角度來看，科技創新項目往往風險較高，需要完善的風險投資機制，各級政府可以加大對風險投資的引導和支持。但是僅靠貨幣政策是不夠的，比如創新人才培養方面，我國教育體系過于標準化，比如升學考試在規定的幾門課程中，一門考砸了就很難上到好的學校，這可能會抑制部分有重大突破潛力但可能比較偏科的人才發展。所以科技進步不僅需要國家扶持，更需全社會對創新人才的容忍和支持。
從貨幣投放渠道看，當今信用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就是貨幣投放機構的信貸投放，這包括直接發放貸款、提供賬戶透支、進行票據貼現，以及購買社會主體發行的債券等。由此，只要社會主體擁有可交易可變現的財富，其需要的貨幣就會得到投放機構的充分供應，徹底打破以往實物貨幣時期所存在的“短缺魔咒”問題。
截至2025年1月末，我國廣義貨幣余額318.52萬億元 數據貨幣信貸投放需要按照約定條件收回信貸本息，如果不能按照約定收回信貸本息造成實際損失，就會造成真正的貨幣超發。為防止貨幣超發給貨幣體系帶來嚴重沖擊，需要建立中央銀行制度，中央銀行負責貨幣幣值監控與貨幣總量調控，努力維持貨幣總量與財富價值總額的總體對應，從而維持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
央行不能直接面向社會主體提供信貸，不能直接承購包銷政府債券，這類信貸投放需要交給商業銀行等信貸投放機構，并對可能的信貸損失及時識別和計提損失撥備。商業銀行等信貸投放機構如果出現嚴重的不良資產損失，造成資不抵債或嚴重的流動性危機，將被實施破產重組。
央行只是出于維護整個貨幣金融體系穩定的需要，面向商業銀行等機構提供必要的再貸款類資金支持。由此，央行的貨幣政策就需要通過商業銀行等貨幣投放機構才能傳導至全社會，最終顯示政策調控結果。
央行可以通過降息降準、擴大對金融機構的再貸款等方式增加基礎貨幣供給，期望金融機構將貨幣更多地投向實體經濟。但實際操作中，這一過程面臨一些梗阻。
比如銀行等金融機構出于風險考量，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對放貸更為謹慎，企業和家庭部門在經濟前景不明朗時貸款意愿也會降低等等，并由此使貨幣政策難以達到政策調控目標。
從貨幣分配和使用情況看，近年來我國住戶部門存款增長迅速，2024年我國住戶本外幣存款增加14.26萬億元，截至2024年底，我國住戶存款余額已經達152.25萬億元，但存款分配不均且經濟下行以及就業和收入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個人消費和投資能力會受到抑制。
截至2024年年底，我國住戶部門存款余額已突破150萬億元 數據與此同時，1999年以來我國住戶部門的貸款增速長時間都遠超存款增速，但2019年以來住戶部門的貸款增速明顯放緩，表明增長預期有所不足。
在此背景下，即使貨幣總量大增，但其中大量資金沉淀而不被使用，仍難以支持實體經濟運行。因此，單純依靠貨幣政策無法解決當前所有的經濟問題，需從多方面綜合施策，包括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等，以激發企業和個人的投資與消費意愿。
回顧貨幣發展歷程，從早期的貝殼、銅幣，到金屬本位制下的紙幣，都屬于實物貨幣范疇。在金屬本位制下，紙幣與特定實物存在固定關聯，這就限制了貨幣總量的擴張。
隨著經濟發展，可交易財富價值不斷增長，實物貨幣常面臨供應不足的問題，嚴重束縛交換交易和經濟社會的發展。為解決這一困境，信用貨幣應運而生。
但目前，全球對于信用貨幣的認知存在諸多誤區。許多人仍停留在金屬本位制紙幣的概念上，認為貨幣是央行的信用和負債，并且習慣性地將貨幣等同于現金。
實際上，在信用貨幣體系下，貨幣的本質屬性是價值尺度，核心功能是交換媒介，其信用基礎是對應的財富價值，是國家信用，而非央行信用。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也不再是現金投放，而是信貸投放。信貸投放必須遵循還本付息原則，這從根本上解決了實物貨幣短缺的問題，確保了貨幣的充分供應，有力地推動了全球經濟社會的發展。
不過，信用貨幣體系也帶來了貨幣總量控制的難題。理論上，貨幣總量應跟隨社會財富價值總額的變化而調整，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困難重重。
目前，各國多通過觀察CPI來調控貨幣政策，然而這只是無奈之舉。因為CPI僅反映了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終端消費品價格波動，以此作為調控依據客觀上存在偏差和時滯。
一方面，從中央銀行到商業銀行再到社會各層面的調控政策傳導路徑受多種因素制約，導致政策難以迅速有效滲透至整個經濟社會體系；另一方面，在產業傳導過程中，從上游生產環節的變化逐步蔓延至下游并最終反映在CPI上需要較長時間。
這使得政策制定者基于終端數據如CPI作出決策時，可能已經錯過最佳調控時機，甚至上游已經出現逆轉，政策調控的滯后也會嚴重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再加上貨幣不再是央行的信用與負債，而是整個國家的信用，依托的是整個國家的財富價值，央行獨立性受到很大削弱，貨幣政策中性難以保持，貨幣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很容易超發，卻難以真正傳導到實體經濟上。
各國為維持較好的經濟增長與社會就業，就會誘發更多的貨幣超發，由此推動利率不斷降低。這成為當今信用貨幣體系運行中不可忽視的“規律性現象”。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是否會進入零利率時代呢？其實，如果現有的信用貨幣管理不改變，那么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將面臨利率不斷走低直至出現零利率的壓力。零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是經濟困境下貨幣政策刺激無效的結果，而非主動選擇的有效政策工具。
首先，必須重新構建評價貨幣投放和管控貨幣的邏輯。既然信用貨幣投放的主渠道是信貸投放，那么貨幣管控的重心就應從需求側終端的CPI前移至貨幣的供給側，到貨幣投放的源頭，即到信貸投放的管控上，建立更為科學嚴密的信貸投放管理體系，制定一整套完善的信貸管控指標和規范，確保信貸投放與社會可交易財富價值相匹配，避免貨幣超發。
與此同時，要加強對信貸投放的監管，規范金融機構的行為，防止信貸投放過度或失控，避免出現大量不良資產和金融風險，并對可能的信貸資產損失，及時計提足夠的損失撥備。
其次，全球協作至關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沒有國際間的共同配合與遵守規則，僅靠單個國家很難實現有效的信貸管控。
再者，要重新審視央行在信用貨幣體系中的角色。信用貨幣的信用基礎是國家信用，央行作為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執行者，應增強貨幣政策前瞻性準確性，緊密配合國家宏觀政策，與財政政策等協同發力，共同促進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