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喊你減肥了。”

　　最近，國家衛健委主任雷海潮公開呼吁公眾做好體重管理，在網上引發熱議。

　　根據官方報告，2020年我國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別為34.3%和16.4%，并呈逐年遞增趨勢。有研究預測，若該趨勢得不到有效遏制，2030年我國成人、兒童超重肥胖率將大幅上漲至70.5%和31.8%。

　　談到肥胖，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飲食和運動，這確實是影響體重的兩大關鍵因素。但你也許不知道，我們生活的環境也可能影響體重。

　　這種影響并非直接產生，而是通過環境影響人的行為，進而間接影響體重。比如，你的居住地附近高熱量快餐店較多，那么你選擇不健康食物的概率會增大，體重也有可能增加。

　　什么樣的環境是“致胖環境”？環境對肥胖的影響有多大？如何通過城市規劃降低肥胖率？我們找到三位對該話題有深入研究的專家，解讀體重變化背后不容忽視的環境因素。

　　超重和肥胖是多種慢性病的重要危險因素，包括高血壓、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脂肪肝等，甚至部分癌癥也與體重異常有關。肥胖不僅對個人健康造成影響，也為整個醫療系統帶來壓力。

　　在中國，肥胖可以說是一個現代化的慢性病。改革開放前，多數人仍在為溫飽而奮斗，超重和肥胖并不是一個社會問題。但隨著生活水平提高，肥胖率逐漸上升。

　　數據顯示，中國的超重和肥胖率由1992年的20.0%，上升至2020年的50.7%。在此期間，中國也在經歷高速城鎮化，城鎮化率從1992年的27.46%上漲至2020年的63.89%。

　　如果用圖表展示，肥胖率和城鎮化率呈現高度正相關。

　　
 

　　天津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盛明潔分析，中國的城鎮化率是世界范圍內提升最快的，同時超重和肥胖水平也是提升最快的，到2020年時已有一半以上的人超重或肥胖。

　　“雖然城市化率是一個綜合性指標，但背后是生活方式的轉變，這讓人們日常的能量消耗變得更少。”她提到，隨著城鎮化率提升，更多人從事城市類型的工作，這些工作往往是坐在辦公室，而非體力勞動。城市化過程中，擁有小汽車的家庭變多，開車出行同樣降低了體力消耗。

　　“另一方面，城鎮化進程其實代表著居民飲食結構‘西化’。”盛明潔表示，中國鄉村此前是溫飽型飲食結構，主要以谷物蔬菜為主，西方是富裕型飲食結構，紅肉等高蛋白食物較多，城鎮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的飲食結構。

　　
 

　　而在鄉村，肥胖率其實也在不斷提高。武漢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副研究員尹春發現，以前是城市的肥胖率增速高于鄉村，但近年來鄉村肥胖率增速已經超過了城市。

　　尹春的博士論文專門研究了城市建成環境對居民健康的影響，肥胖是其中的重要一點。根據他此前在上海崇明島的調查，由于農業勞動機械化水平提升，以及大量土地外包，鄉村人口的體力勞動已大幅減少。

　　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中國行政區劃研究中心主任孫斌棟提到，鄉村人口密度低，公共交通不發達，反而私家車或電動自行車不少，機動化出行比例甚至比城市更高。

　　孫斌棟十多年前便開始研究城市環境與肥胖的關系。他認為，鄉村人口的健康素養相對“落后”，高油高鹽食物攝入較多，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肥胖率。

　　總的來說，肥胖在城市和鄉村都已經成為一個重要問題，但在環境更復雜的城市中，有更多外在因素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體重。

　　生活在城市中，會面臨各種各樣的環境，哪些因素會影響人們的體重？

　　根據尹春的研究，城市建成區面積和社區密度是兩個主要因素。城市擴張意味著公眾的出行距離延長，更多傾向于使用機動化交通工具，相應肥胖的風險增加。

　　但社區密度對肥胖的影響相對比較復雜。所謂社區密度，是指單位面積內人口、建筑、各類設施等數量，反映社區內的充實程度和擁擠狀況。

　　
 

　　尹春發現，社區密度對肥胖的影響呈U型關系。當社區密度很低時，提高密度可以降低肥胖風險，但密度高到一定程度后，反而會增加肥胖風險。

　　他解釋，低密度社區周圍商業設施少，多數生活需求依賴機動化出行；當社區密度提高時，周圍可能出現更多生鮮超市、銀行等生活配套，構建起15分鐘生活圈，步行范圍內即可解決大部分生活需求。

　　但是當密度進一步提高時，人均活動空間減少，擁擠的環境可能使大家不愿出門，而更加密集的商業設施也可能導致步行距離更短。

　　“高密社區樓下往往有很多小吃店，售賣炸雞、炸土豆、奶茶等食物，而這些食物的吸引力又很大。如果說低密度社區是‘食物荒漠’，那么高密度社區更像一塊‘食物沼澤’。”尹春說。

　　盛明潔也提到居住地周圍的食物對肥胖的影響。“很多城市把煙火氣看作城市活力的象征，但煙火氣背后是很多高油、高脂的快餐食品，可能誘發不健康的飲食習慣。”

　　
 

　　盛明潔還專門研究過綠地對肥胖的影響，結果出人意料。通過分析河北11個地級市的數據，她發現，在10分鐘生活圈內，綠地與開敞空間面積越大，居民超重和肥胖風險反而越高，這與西方研究結論相反。

　　進一步解釋，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城市的綠地大多數不可進入，過多的綠地面積反而會擠占本就有限的活動空間。另外，綠地的權屬問題也可能是影響該指標的原因之一。

　　但孫斌棟認為，應該更加綜合地評估綠地帶來的效應，綠地對于健康的影響，總體來說仍是積極效大于消極效應。

　　城市環境對于肥胖到底有多大影響，目前學術界并未達成共識。

　　盛明潔表示，西方有研究顯示，城市環境對肥胖的影響權重在4%~5%。在孫斌棟看來，肥胖跟個人生活習慣有關，而是否運動跟建成環境關系很大，可以說建成環境對肥胖的影響與社會經濟因素同樣重要。

　　
 

　　事實上，國家早已意識到城市環境對于健康的影響。

　　2016年國務院發布的要求，把健康融入城鄉規劃、建設、治理的全過程。2018年發布的“全國健康城市評價指標體系”，進一步提出42個評價指標，其中就包括人均綠地面積、高血壓患病率、體育鍛煉比例等維度，但還沒有將肥胖率納入其中。

　　“關于城市環境對肥胖的影響仍是前沿學術研究，真正落地到城市規劃仍有一段路要走。”孫斌棟指出，目前的一些規劃措施已經在影響人們的體重，比如建設綠道、限制機動車出行、完善公共交通等。

　　尹春從飲食的角度提出相關建議，可以在包裝食物上標注熱量信息，以此提醒購買者關注熱量攝入情況。例如，英國針對高熱量食物會打上紅色標識，而有一些地區，還會標注出消耗該食物需要的運動量。

　　前文提到的綠地開放問題，也已有一些城市在改變。比如成都2022年出臺政策，在各個公園綠道中專門劃定帳篷區，市民進入綠地不受限制，春秋季節不少人在城市草坪上露營游玩。

　　盛明潔提出，單位綠地、學校操場等空間，是否可以在晚上或周末向公眾開放，以增加公共運動空間。另外在商業設施層面，可以通過規劃政策限制一定范圍內不健康飲食店的業態比例，這種方式在國外已有實踐案例。

　　“個體干預肯定是降低肥胖最重要的手段，但一對一的個體干預會消耗大量資源，并且容易反復；而環境干預可以影響社區內所有個體，并且城市環境的改變是持續且不可逆的，這是環境干預的優勢。”她說。

　　在盛明潔看來，西方城市發展已經比較成熟，少有城市級的規劃項目，自上而下的規劃干預已錯過最佳時機。而中國雖然城鎮化進程放緩，但通過城市級的更新和改造項目，如果能將控制肥胖的規劃理念融入其中，可以產生較大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