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等領軍龍頭企業。”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指出，江蘇缺乏明星企業，人才發揮作用的空間相對狹窄。加上科創資金有限，競爭激烈，創新創業機會較少，也阻礙了人才匯集。

　　新興產業發展，帶動長三角核心城市人口格局重新洗牌。

　　杭州用數字經濟重構人才磁場，合肥以“風投之城”之名重塑科創版圖。反映在人口上，2020—2023年間，杭州合肥分別新增55.7萬人、48.31萬人，南京、蘇州則分別僅增長22.73萬人、20.84萬人。

　　2024年，合肥人口再度增長14.9萬人，常住人口達到1000.2萬人，一舉成為新晉千萬人口城市。相比之下，2023年常住人口還僅為954.7萬人的南京，“十四五”期間“常住人口突破千萬”的目標大概率已無法實現。

　　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鄧智團認為，合肥與南京在人口增長上的不同表現，產業正是一道重要“分水嶺”。

　　相比合肥近年在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量子產業及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上屢屢“下注”，南京雖在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新興領域也有較強發展勢頭，但本地龍頭企業依然是南京鋼鐵、金陵石化、揚子石化等傳統產業，留人效應不夠突出。

　　此外，楊成鋼還指出，南京、蘇州等江蘇城市面臨高居住成本、高創業成本帶來的引才門檻，“南京的生活成本相比上海低不了多少，也沒有合肥那么突出的性價比”。

　　曾剛還談到，江蘇人才吸引力的優勢有所減弱，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地人才政策滯后于企業用人需求。加上江蘇在人才政策突破性、創新性方面存在不足，導致人才政策效果不太理想。

　　蘇州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目標是未來三年新增1萬名高層次青年創業人才。

　　近年來，蘇州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納米技術等前沿領域持續發力，對高端人才的需求愈發迫切。一個月前，蘇州還發布，每年專設100個左右“人工智能專項”名額，給予100萬元—500萬元項目資助和100萬元—200萬元購房補貼，“優先支持40周歲以下的青年創新創業人才”。

　　不過，在曾剛看來，“江蘇的問題不僅在于缺人，還在于如何人盡其用”。

　　一方面，江蘇大專院校眾多、科研院所林立，人口總體呈現較高的文化素質；另一方面，科創、產業兩張皮的問題還比較突出。以南京為例，南京擁有江蘇省最多的本科以上學歷人口，并非缺乏技術積淀，但卻呈現出“學術強磁場”與“產業弱轉化”的悖論。

　　此前，在DeepSeek爆火之后，江蘇省委機關報罕見連發四問，反思南京為何沒有趕上AI浪潮。這是對城市發展的鞭策，也是覺醒的開始。

　　曾剛認為，南京等江蘇核心城市，應學習合肥模式，走出產業發展的舒適圈，增加對新興產業發展、大型科創企業的政策、資金支持，從而為人才提供更廣闊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