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適時降準降息，保持流動性充裕，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
與此同時，作為2024年一攬子增量政策的“重頭戲”，總規模達到12萬億元的地方化債“組合拳”正在加快落地。
我國貨幣政策從“穩健”調整為“適度寬松”，這釋放出怎樣的信號？近年來力度最大化債方案背后有何深意？化債是否等同于放水？未來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
繞這一系列線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胡曉煉接受了“學者型官員 ”“外管能手”，這是外界對于胡曉煉的評價。她自從1984年畢業于被稱作中國金融業“黃埔軍校”的央行研究生部之后，曾長期在國家外匯管理局工作，先后任職于國家外匯局政策研究室、政策法規司和儲備管理司等。
2005年3月，胡曉煉出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并參與了外匯管理體制的歷次改革。2009年7月至2015年2月，胡曉煉擔任央行副行長，是當時央行領導班子中唯一的女性副行長。
新冠疫情暴發后，國內房地產市場走勢逆轉，經濟周期波動、宏觀政策總體穩定的同時也進行了適度調整，貨幣政策取向雖然表述未變，但實施的導向、方式、力度等都有變化，事實上趨向偏寬松。
此次貨幣政策清晰地給出了從“穩健”到“適度寬松”的取向，這是一個重要變化。
首先，體現了對國際形勢嚴峻復雜的判斷，對外貿易受限于以關稅戰為主的壁壘，產供鏈重構引發國際投資異動，中國經濟的發展受到一定的打壓遏制。
與此同時，國內經濟受房地產、地方債務等問題所累，投資消費信心不足，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從物價這一貨幣政策核心目標看，我國由過去數十年高速發展轉型換擋期轉為面臨通縮的威脅。
這些國內外形勢的巨大變化，使宏觀政策長期對通脹保持高度戒備的取向發生改變，必須用鮮明政策態度和立場應對當前經濟下行風險。如果僅僅通過內涵調整而表述不變，不能更清晰地反映對經濟形勢和走向的判斷，不能充分體現政策的力度，難以有效提振對宏觀調控的信心。
所以，我認為貨幣政策表述的變化意義十分重大，向社會傳遞的信號是：全力以赴穩增長，通過利率和流動性的調整，促投資擴消費，堅決遏制經濟下行風險；積極有為穩市場，通過創新工具，優化職能，促進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發揮投資和融資功能，助力提振信心；審慎穩妥防風險，通過特定政策支持，助力化解地方債務和房地產等重點領域風險，減緩其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數量寬松防通縮，通過在二級市場交易國債，使用多樣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繼續保持流動性合理適度，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優化，推動物價水平回升到正常合理區間。
15年前，我們處在全球化經濟合作發展為主基調的大環境下，國內經濟發展欣欣向榮。但當時突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了外需，使經濟下行壓力陡然增大。
而當前我們面臨嚴峻復雜的國際形勢，挑戰主要來自巨大的不確定性、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競爭主導的經濟競爭。國內經濟增長模式和動力轉換、長期快速增長積累的問題浮出水面，處于發展的陣痛期。所以，黨中央把暢通國內大循環、以創新引領發展作為應對挑戰的決定性一招。
因此，如果說15年前的適度寬松是外延式寬松，以大規模刺激為主要特征，以超高速貨幣投放和貸款增長、項目貸款快、數量多為表現，那么當前的適度寬松則是內涵式寬松，以促進經濟轉型發展、著力提升發展質量為重心。
當前，規模數量不是最主要的目標，結構和對經濟發展的長期作用才是重點。這既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要求，也緣于這些年我國貨幣供給和信貸規�？偭恳呀涀銐虼螅瑪盗孔饔玫倪呺H效果明顯減弱，適度寬松需有利于化解長期積累的矛盾和風險，而不能只顧眼前的風險。
截至2025年1月末，我國廣義貨幣余額318.52萬億元 數據下一階段，我們觀測貨幣政策效果，不宜用傳統的眼光聚焦貨幣供給量增長是不是夠快、信貸規模增長是不是夠大，而是要看對創新支持、對中小民營企業支持、對消費以及民生領域薄弱環節的支持是不是有力有效。
當前推動經濟回穩，需要擴大有效投資和促進消費雙輪拉動。傳統上擴大內需起效快、作用大的方式是增加投資。過去在遭遇國際金融危機等重大不利外部沖擊時，我國都是通過擴大投資穩定經濟，保持經濟增長。
但長期依靠擴大投資的增長也帶來比較明顯的副作用，傳統領域的投資潛力已經充分挖掘，新興領域的有效投資需求還沒有充分展現，重復投資、低效投資成為妨礙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頑疾。此輪為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穩定經濟增長而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其用途與傳統的擴大投資有顯著的差別。
首先，在用途方面，重點投向薄弱環節、民生短板、中長期能力建設等領域，聚焦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升糧食和能源資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等方面的重點任務。
其次，超長期國債可以改善投資項目的內部收益率，適用于項目短期效益不突出，但長期來看對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項目，可以減緩近、中期財政收支壓力。發揮好投資對穩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拉動作用，除項目盡快開工建設形成實物工作量以外，需重視增強重大基礎設施投資的財務可持續性。
我認為，發行國債會增加國家整體債務水平，未來償還債務還要以投資效益為基礎。需重視發揮好市場作用，政府主導項目準入管理雖有助于聚焦重點、實施速度快，但歷史經驗教訓也表明，政府對具體微觀經濟活動參與越深、越具體，除易產生道德風險外，還可能導致投資效益不彰。
因此在具體項目選擇上，要更加注重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重大項目實施既等不得，也不能操之過急，應將積極進取與精心規劃、科學設計、認真研評風險收益、高質量開展建設結合起來。
首先，資本投資雙向流動遭遇更多障礙，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來華投資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施加諸多限制，尤其是對科技創新研發等領域的投資進行嚴格審查限制。
同時，中國對美投資也面臨重重阻礙，雙向投資活動受到制約，金融為實體經濟提供跨境投資服務的空間受到擠壓。
其次，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受到阻礙，美西方國家為維護其貨幣霸權地位，打壓非國際主要貨幣的使用，甚至威脅對不使用美元從事國際貿易投資活動的經濟體加征關稅。這種立場對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構成威脅。
我國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總體逐步走高，自2024年11月以來已連續3個月站上2萬億元臺階 數據此外，一國擁有的國際金融資產安全受到威脅，可能發生以各種借口凍結國家外匯資產的情形，限制對自身資產支配使用的合法權益。
四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受到很大影響。在香港特區一些美資機構正在逐漸撤出，金融市場交易量有所萎縮，市場動蕩加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被壓降。
面對這些挑戰，我們要積極加以應對。首先，應該繼續擴大金融開放，特別是增強資本市場的吸引力，在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繼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將香港、上海打造成人民幣金融資產的配置中心，為國外投資者在中國投資創造便利條件。
其次，要切實保護好中國金融資產安全，通過運用國際法律手段、資產投資多元化、研究加密數字貨幣資產開發、儲藏、使用、監管等制度設計，未雨綢繆。
金融高質量開放蘊涵著通過開放使金融更好服務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以及防范金融風險沖擊國家經濟安全的底線要求�；诖耍鴥韧獍l生重大金融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風險的教訓，從風險的成因、引爆、傳染、處置等全過程入手，系統性建立風險預警、防范、化解體制機制，這是制度型開放的組成部分。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是防范風險的決定性基礎，金融機構強化治理穩健經營是防范風險的重要保障，健全的制度法律和有效的監管是防范風險的屏障。
開放會帶來金融活動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從而增加管理的難度，增加風險的可能性。要防范風險造成對國家經濟安全的重大沖擊，關鍵是在開放中堅持以我為主，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要求，堅持與時俱進、靈活高效。
